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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 《为国家安全立学》第二章近现代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研究 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不仅需要在空间上把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扩展到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华之外的其他文明区,而且更需要在时间维度上,把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推进到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的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和民主化进程中,推进到被迫卷入西方近代化浪潮并被带入近代的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中

这里边的问题当然更多更复杂,研究起来也更有难度

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巴里·布赞通过对“安全研究”文献的繁杂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种难度,其书后所列的英文参考文献目录更是令人对开展这种研究望而生畏

因此,我们在此也只能对一些研究成果略作介绍并借机谈一些粗浅的思考

一、近现代国家安全思想的存在形式虽然国家安全理论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就已经出现,但由于这时中西思想史上都还没有“国家安全”(state security)之名,特别是没有当代西方通行的“国家安全”(nationalsecurity)一词,这就使人们在谈到“国家安全研究”时,常常把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起点

通过前面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和古希腊思想史上国家安全思想的粗略分析,已清楚说明国家安全理论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事实上已经出现

就像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而否认中国古代哲学的存在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没有或者很少用到“国家安全”一词,就否认当时国家安全思想的存在

同样,在论及近现代国家安全研究时,也不能根据NATIONAL SECURITY一词20世纪初才出现于西文文本而认定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研究此后才出现

因此,有些中国学者根据国外研究成果而认定国家安全研究出现于二战之后的说法,并不符合中西方认识史的实际

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入挖掘古代思想史中的国家安全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入挖掘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国家安全理论,当然更需要重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丰富起来的“安全研究”

但是,国家安全研究并不仅仅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研究”中

虽然直到20世纪末,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存在,但国家安全思想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些思想体系既包括古希腊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史学等,也包括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学、道学、兵学、法学、墨学等和中国学者后来整理分类的经、史、子、集等,以及近代西方出现的战争理论、军事理论、战略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情报学等等,还有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安学、社会稳定理论等等

这些不同的学科和理论,都既是国家安全思想的不同存在形式,也是国家安全学的不同学科来源

因此,国家安全学既不完全来源于军事学、外交学、情报学等,也不完全来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更不等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战略研究”等等

即便是“安全研究”,就其名称的真实含义和未来发展来说,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框架所容纳不下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屈居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或之下,而应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门新兴的专门学科

这是因为,就像“安全”并非只是一个“国家议题”一样,“安全”也并非只是一个久久爱精品在免费线看“国际议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本质上只能是“国际安全研究”,而不可能是名符其实的完整意义上的“安全研究”,也不可能是名符其实的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研究”

当“国家安全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国家安全学”的时候,当“安全研究”将来也成为一门居于“国家安全学”之上的“安全学”的时候,留给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就只能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安全研究”了

尽管“安全”不应从属于“国际”——就像它不应从属于“国家”一样,但时至今日,对“安全”研究的最为充分的学科却还只有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学科

此外,虽说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只是国家安全学的思想和学科来源之一,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还需要发掘其他其他学科中的相关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其中的安全研究是目前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为深入的学科,因而说到近现代的国家安全研究和思想,就必须首先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

但是,为了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

二、中国近代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思想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形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和天下中心观,造就了中国人心目中“华尊夷卑”、“华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华”的传统思维

鸦片战争前后,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并起,内有真政腐败、人民起义,外有列强进逼、割地索款,并且几乎所“内忧”都根源于“外患”,“外患”事实上成为近代中华国家与大清皇朝面临的主要危险

就在此时,无论皇宫贵族,还是文人士子,甚至是山野匹夫,多数人依然做着“华尊夷卑”美梦,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已经彻底改变了的世界

面对西方列强三番五次的威逼欺凌,大清朝延顽固认定外敌不过“肘腋之患”,内忧才是“心腹之患”

及至民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国民党政府高叫“攘外必先安内”,把所谓的“内忧”放在了第一位

十分清楚,无论是满清朝廷,还是蒋家王朝,这种思维方式的立足点都是“政权安全”,而不是从“国权安全”和“国家安全”

这些当权者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因为他们更重视的是“朝廷安全”、“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或者有意无意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朝廷安全”、“政府安全”、“政权安全”,把对其专制独裁政权的威胁看成是对国家的威胁,把对一姓朝廷的威胁、对一党政府的威胁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当时,所有外敌直接索要的,几乎都不是这些当权统治者的政权,而是中华民族的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财权

与此相反,国内的起义军、革命党和共产党等等,其纲领和目的多是要推翻他们这些统治者的极权统治

因此,这些混淆并颠倒了国权与政权关系的统治者,由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先要政权才要国权,自然就把以造反和革命等“阶级斗争”为标志的“内忧”放在了首位,而把以外敌侵略欺凌等“民族矛盾”为标志的“外患”放在了地位位置

这真是“亲不亲,阶级分

”但是,对于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来说,对于革命党和共产党等政治组织来说,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则随着历史脚步的不断前提,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把统治者的政权与国家的领土主权区分开了,因而自然而然就把反对外来侵略放在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更为重要的地位

即便是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在把“内忧”放在“外患”之前思考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与化解西方列强及东洋日本的侵略欺凌

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不同期以抗御外敌、救亡图存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思想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近代中国刚刚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时,还以“中央大国”自居,把西洋人看作“蛮夷”不放在眼里,但也有人较早地看出了内忧外患的严重性,提出了不同的“制夷”思想

晚清的“制夷”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先有“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后有“师夷制夷”,还有统治无可奈何提出的“以夷制夷”

近代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开拓市场,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与大清帝国发生贸易关系

然而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大清帝国更自视“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国货物以通有无”[①],对通商贸易不屑一顾

只是天朝“怀柔万民”、“恩被天下”,才施恩于外邦,准予外夷商人来华贸易

如果外夷不感恩戴德反而逾越本分、不守天朝法度,大清帝国便要“封舱”,终止贸易以示惩戒

这就是“以商制夷”策略

这种策略最初确实也比较有效地控驭了西方殖民者和商人

1808年9月,英国借口协助葡萄牙防守,派军队强占澳门并率兵在广州登陆,清政府责令无效后,便”封舱”,迫使英国退出了广州

1834年7月,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律劳卑,违背清朝惯例,要求会见两广总督,并率两艘军舰强入黄浦,进驻广州商馆,清政府愤而“封舱”,直到律劳卑离开广州后才恢复中英贸易

实践中的屡屡成功,使“以商制夷”策略成为鸦片战争前清廷处理中西关系的法宝

朝廷上下都以为找到了制约外夷的杀手锏,从此不思变革,固守陈例

[②]然而此时的西方国家,不仅经济走上了富裕之路,而且军事力量更是大清八旗难以匹敌,同时在政治上也已开始步入现代文明和法治时代,这一切都使“夷邦”商人越来越有恃无恐,也是清廷的“封舱”、“闭关”无法继续发生效力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大清帝国不得不起而“剿夷”;战争中的惨败,又使他们不得不把“抚夷”作为遮羞布

一会“剿夷”一会“抚夷”,虽然既失国体颜面又失土地银钱,但清廷依然嘴硬,把割地赔款说成“赏与尔国”,把皇帝弃都而逃说成“坐镇热河”,“作为亲征之举”

另外,清政府及部分官员在此期间还采取了“以静制夷”、“以民制夷”等,但都没有成为“制夷”的主要策略

[③]在最高统治者那里,此时已经“黔驴技穷”,步入末世了;倒是统治集团内部或外部的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军政官员和文人士子,为挽救危局不断推出一些新思想、新策略、新措施,这其中就包括早期的“禁烟消烟”、“师夷制夷”、“洋务运动”,也包括后来的“改良主义”、“戊戌变法”,以及真正以国家安全而不是清廷安全为基点的“国民革命”等

在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和思想家中,早期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

魏源出生于1794,卒于1867年

1829年,他应礼部会试落第后,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遍览内阁丰富的藏书

1844年,魏源再次应考中进士,先任知县,后官至高邮知州

鸦片战争前,魏源目睹江华瑶民起义,社会动乱加剧,深感清政权的腐败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他更加感到外患的危机,开始思虑抵御外敌之道

1841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

魏源继承并发挥了起源于南宋、光大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仅不顾清朝讳言本朝和前朝历史的惯例,冲破禁区,于1842年写出了总结清朝开国经验教训的史学著作《圣武记》,为抵御侵略,振兴国家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还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写出了《道光洋艘征抚记》,记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针对时弊提出了“整旅补亡”的改革建议

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接受林则徐嘱托,编著了一部最后增补至100卷的世界地理历史综合图书《海国图志》

这部书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五十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

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于世,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

《海国图志》不仅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而且还在序中首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在《海国图志》六十卷的序文中,魏源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书中,魏源具体论述了西方“长技”之所在,其中既包括军工技术与军事技术,也包括其科学技术与工业技术,还有军政人才的选拔任用问题

魏源指出,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

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最后打败敌人

此外,魏源还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家

他认为,船炮是西洋之长技,但西洋之长技不徒船炮,西洋的风力、火力、水力器械,凡能造成“有用之物”的技术都应学过来

他设想,要把引进的军工技术推广到民用工业中去,军用造船厂既要生产战舰,也可兼造商船、邮船,供交通运输之用;火器局除造枪炮火器外,还可生产各种工具仪器,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称等

他认为,西方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后,必将受到民间商人的欢迎,因而官办之外应允许商民设厂制造

魏源认为,要真正做到“善师外夷”,除引进吸收军事技术外,还要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培养军事技术骨干人才

他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船、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制度,改革中国武举取士“舍船炮而专重弓马”、“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的旧制度

[④]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和设想,开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先河,使“严守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并最终导致“夷夏之防”的突破,这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接近现代西方文明,而且还直接开启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魏源虽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和具体思路,但毕竟没有能够付诸实施,而1861年至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可以说魏源这一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一次有限度的具体实施

本来,魏源所提“夷长”就是有限的,主要在军事技术、工业技术、人才选用等方面,而很少涉及现代企业管理,更少有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洋务运动更是没有涉及后面的这些根本性方面的内容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对如何解决一系列内忧外患产生明显分裂,形成了“守旧”与“洋务”两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洋务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但“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当时的总理衙门虽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的主要势力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是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虽然顽固守旧,但她也明白,要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保住大清帝国,还需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对洋务运动采取了容忍和支持的态度

洋务运动兴衰于同治光绪年间,历时30余年(1861年-1894年),因而旧时称作“同光新政”

所谓的“洋务”,当时既包括对外交涉、订立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也包括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并制造机器、开矿办厂等

所谓“洋务派”,就是持此主张或照此去做的大清官员和官商,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他们认为,只要在中传统封建宗法制度中加进西洋先进技术,便可对内镇压反抗,对外抵御列强,从而做到自立自强,长治久安

为此,他们在不改变国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

当时比较有名的洋务企业包括: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

正是洋务运动中,形成了后来影响甚广的“中体西用”思想

按照通常说法,“中体西用”之说源于冯桂芬

冯是江苏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1841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1851年后)在籍办团练,同治初(1862年)入李鸿章幕府

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中写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里虽未提“中体西用”一词,但被认定最早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5月,张之洞在其出版的《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用以反对随甲午战败及洋务衰落而出现的“维新派”所提出的政治制度改革

甚至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时,仍不肯放弃这一主张

但是在冯桂芬那里,作为原本的只是“中国之伦常”,没有涉及政治体制问题,没能拒绝西方的政治文明

相反,他还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

这一点,使他的思想不仅上林则徐、魏源,而还对后来的康梁维新具有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了洋务运动以沉重打击,说明只学西洋各国的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拒绝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文明,依旧无法使中国免于外敌的侵略欺凌,而且也迫使人们思考中国进一步的出路

显然,“师夷长技”如果仅仅“师”其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而不“师”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那么只能学到些皮毛,而舍弃了根本

故此,一些更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变法图强”了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维新派”就提出要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他们进一步抨击洋务派是舍本求末,认为中国要富强自立,必须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中国近代早期的改良人物,冯桂芬虽然也可算作一个,但主要还是王韬(1828-1897)和郑观应(1842-1922)

王韬早年曾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2年,他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遭清廷缉捕,但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成功逃亡香港

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等国,还应邀到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成为第一个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

1868-1870年期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

这段欧洲游历,使他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了更深了解

1870年冬随理雅各返回香港,出任《华字日报》主笔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成为“中国第一报人”

王韬自任《循环日报》主笔十年之久,不仅鼓吹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而且还于1875年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变法”之论

此论的提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郑观应早年曾是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员,同时还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从买办转变成了民族资本家

1880年,他编定刊行《易言》一书,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从而初步表达出改良主义思想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期间还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

回到广州后不久,又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然而就在此时,郑观应陷入了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脱身后退隐澳门,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

1894年,在《易言》基础上,郑观应写成了体系更为完整、思想更为成熟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以“富强救国”为主题,提出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挽救危亡的新药方

特别重要的是,《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把《易言》中的变法思想作了更完整系统的表述,强调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超越了同时代其他学人和政客

郑观应在书中批判专制制度时说:“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

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

”因此,他主张速行君主立宪,赋予议会“揽庶政之纲领”之权

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方案

由此,“师夷长技”便不再局限于“师夷”之科学技术和工矿企业,而且还要“师夷”之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

这正是以“变法”为核心的变法派、改良派,与过去以“洋务”为核心的洋务派的重要区别

如果说顽固派在过去对洋务派还能给予一定的宽容和支持,那么对于变革改良派便再难以容忍了

就是洋务派的那些人,对于变革改良派也有褒有贬,褒其提倡学习引进西洋科技和工业,贬其丢弃祖宗之法体而学习西洋之政治

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后,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但同时坚决反对其中以西方宪政为主导的变法思想

在数千年的中国,变法思想古已有之,变法而后强的事例也不少见

在近代早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但他提出的变法主要还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强调“师夷之长技”,而没有扩展到政治体制方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迫不得已把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战略构想大规模付诸实践,形成了声势浩大且有明显效益的“洋务运动”

此时,已经有人开始不满足于“师夷长技”,而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王韬、郑观应等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

《盛世危言》在1894年面世时,朝野正沉浸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之中,很少有人去理会什么“君民共主”或“君主立宪”

但是紧接着的甲午惨败,却再次迫使朝野思考进一步的应对之法

虽然守旧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更政治体制,洋务派对进一步的体制变革也多持反对或观望姿态,然而客观形势逼迫出来变法的步伐不可能停止下来,而是要继续向前迈进

王韬、郑观应的“君主立宪”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被新一代改良派(也可以说是改革派)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受和发挥,上演了一幕虽然短命却十分悲壮且影响深远的政治变法大戏,这就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有实施变法的103天中,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和谕令进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1)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2)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3)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这些变法政令,虽然没有涉及根本政治制度,没有涉及当时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但它也没有禁止改良派对政治体制的议论,没有明确否定君主立宪

改良派为了能够实施皇帝颁行的变法政令,也只能把这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方案暂时搁置,但这无疑是变革派内心深处对中国未来政治构架的一种理想和希望

这一点,从变法前后改良派的论著和言论中都有非常充分的反映

梁启超1896主编《时务报》后,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呼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郎”,以“君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封建制

在《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第一次将“定宪法”与“开国会”相联系,把国会的设置作为调整国家权力、变更国体与政体的重要环节来对待,即“定宪法公私之分”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应当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

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了以三权分立的具体设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

”[⑤]及到变法失败,革命渐起,改良派中的一些人还在继续修订完善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

1900年庚子事变后,以梁启超为首的士绅们继续呼吁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并提出更为具体的设计方案

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日本小国战胜沙皇专制的俄罗斯大国,震动清廷上下,立宪之论日盛

人们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鉴于日本曾于明治十五年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便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陈说立宪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并拟出立宪方案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

11月溥仪继位后,于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并在1911年5月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有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成为人们所讥的“皇族内阁”

这样的内阁,使立宪派的幻想破灭,民主革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通过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策略的变革,多是在外力逼迫下形成了,而很少有主动作为

(1)鸦片战争前的严峻形势,逼出了清廷的“禁烟消烟”“强化海防”“以商制夷”之举

(2)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逼出了清廷“剿夷抚夷”交混使用的乱招,以及思想先驱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考

(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统治者内部开明势力接受“师夷长技”的对策,开展了30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同时也使一些头脑清楚的思想先行者进一步提出了变法图强、君主立宪的主张

(4)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统治内部的改良派开始接受变法图强主张,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某种意义也可以说迈出了“君主立宪”的步伐,但守旧顽固势力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认定变法举措突破了他们的底线,因而用强力阻断了改良变革,也逼出了革命思想的萌芽

(5)1900年的庚子事变,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局,逼出了清末新政,但统治者依然抱残守缺,割舍不下手头巨大的既有利益,使新政断断续续,难以及时推行,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满清王朝的覆灭

总之,大清帝国在近代陷入内外交困的国家安全危局时,各方变革图强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但由于清廷内部顽固守旧派的不断阻挠延宕,便清政府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最终被革命推翻

这不仅使满清政权被推翻,而且给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其中既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吸取,也有许多有益的国家安全思想可以改造利用

近年来发生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领海岛礁屡遭侵犯等一系列国际动态,以及乌坎、什邡、启东的民间抗议和重庆的官场巨变等一系列国内事端,标志着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态势严重恶化,呈现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日益加重、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升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的基本态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走到了危机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要维护执政地位、保障国家安全,非常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改善民生和强化社会管理的同时,尽快着手变革国内政治,以内部的政治改革应对和纾解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

只有下定决心,积极、主动、尽快、大胆地推进和深化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真正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化解危机,走出时艰,为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营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安全大局

三、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思想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而出现的,但专门而集中的国家安全研究,最初则是以“安全研究”之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兴起和存在的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研究”兴起的具体时间,李少军先生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认定为二战之后[⑥],朱宁先生则在作了广义和狭义区分后,认定“广义的”安全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以“战略研究”为标志,而狭义的“安全研究”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安全研究”为标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

在《新安全论》(英文书名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译者序中,朱宁认为广义的安全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

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广义安全研究的第一阶段,其标志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为标志

第三阶段则从冷战结束后开始,以建构主义的“非安全化”理论为标志

从狭义上讲,“安全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标志就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开创的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

[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这里的安全研究都只是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安全研究,而不包括其他领域的安全研究,因而也常常被人称作“国际安全研究”

然而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情报学、普通政治学、工程技术学科等等领域,也都有与此不同的安全研究

同样,这里的战略研究也只是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战略研究,也不包括其他领域的战略研究

然而从来源上讲,战略研究的“根”在军事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兵学)领域,而军事学在与“国际”相关的同时,历史上很长时期内也与“国内”相关

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战略”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而且也远远超出了“国际”,可以用来指称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中所存在的宏观性筹划

作为一种特殊的且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或国家安全学要关注和汲取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学中安全研究的成果,同时关注和吸取其他学科领域的安全研究成果

“战略研究”虽然起源于兵学或军事学,发展于国际关系理论,现在又扩展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更广阔的领域,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战略研究事实上主要是国家安全研究

这是因为,国际关系论域中的“战略”,其主体长期以来总是被学者们在有意无意中定位于“国家”,从而也就成了“国家战略”,或者是国家的军事战略,或者是国家的国际战略,其核心正是国家的对外军事战略,而无论是国家的军事战略,还是国家的国际战略,抑或国家的对外军事战略,又都总是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

正是由于根源于军事,国际关系论域中的战略研究最初几乎等同于国家对外军事战略研究,把“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甚至是唯一主体,把“军事”作为对国家安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威胁和保障国家安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

因此,其所谓的“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安全保障就是一个国家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回击或打击他国的军事力量

因而这一时期的战略研究或安全研究,事实上就是关于战争问题的研究,是关于“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

[⑧]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战略研究虽然已经与最初大为不同,把战略的主体扩展到了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上,把战略的力量拓展到了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等等领域,但其却没有也中可能放逐“国家”这一最大的战略主体和“军事”这一最大的战略力量

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战略研究”不仅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且也应成为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然,国家安全思想史不仅需要关注国际关系论域中的“战略研究”,而且更需要重视国际关系论域中后来出现的真正的“安全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

虽然后起的“安全研究”与当代整个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已经甚至是更早地把研究对象的“主体”扩展到了国家之外,不认为国家是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唯一主体,但又如同现实世界中国家依然是安全和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体一样,当代的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可能罔顾“国家”这一最重要的主体,只不过由于以往的理论都是围绕这一主体展开的,而现实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非国家行为体,从而使理论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这些新兴的以及那些旧有的非国家行为体

这也符合学术研究喜欢从新生事物中寻求突破点的动力要求

所以我们认为,“安全研究”虽然会把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安全主体来对待和研究,但并不可能也不应该因此忽略国家这一最重要的主体,还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把“国家安全研究”作为“安全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作为真正“安全研究”兴起标志的新现实主义,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把“权力”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根源,而是用“安全”取而代之

可能正是由于把“安全”提升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人们才把新现实主义看作是“安全研究”真正兴起的标志

现实主义在西方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是古希腊修昔底德的“战争论”,还是近代欧洲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利益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海权论”、“陆权论”等军事思想,不过是对这一现实主义传统的具体化和深入化

一战后次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虽然曾一度深刻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但很快就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肆虐迅速式微,使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回归

爱德华·卡尔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和汉斯·摩根索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是现实主义回归的重要标志

但这种现实主义始终把“权力”作为核心概念,用权力解释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

与此不同,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现多译为“肯尼思·华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则明确指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大或太小都会有风险

力量柔软会招致攻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联合起来对付它

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

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

”[⑨]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社会中,安全是最高目标

只有生存得到确保,国家才能安全地寻求其他目标

国家最关心的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

[⑩]由此可见,“安全研究”或“国际安全研究”,实质上就是“国家安全研究”,不过研究的还只是国家的对外安全,因而并不是包括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完整系统的国家安全研究

尽管如此,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必须把其作为重要内容来认真霆,国家安全学也可以由此借鉴更多的国家对外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均势安全论、霸权安全论、地缘安全论、综合安全论等等

当然,兼备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共同安全安全、集体安全论、合作安全论等等,也是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的,也是国家安全学研究可以借鉴的

然而在当代国家安全思想史上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同时也是西方当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当属巴里·布赞,其代表性著作包括:《人民、国家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3,revised 2ndedn.1991;中文版译者把其中的“People”译作“人”而不是“人民”,这可能是为了与建国后中国大陆政治中对“人民”一词的政治化使用有关,但我们觉得这里还是译“人民”比较好,因而在后面论述时用“人民”一词,除非是要注明译著版本);《战略研究导论: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An Introduction to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7);《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The Logic of Anarchy:Neo-realism toStructural Realism,1993,合著);《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1998,合著,中文译本书名《新安全论》);《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1998,合著)和《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2000,合著);《区域与大国:国际安全的结构》(Region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3,合著,中文译本书名《地区安全复合体开快车全结构》)、《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和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From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for Globalization,2004)、《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2009,合著)等

在1983年初版、1991年再版的个人专著《人民、国家和恐惧》(People,States and Fear)一书中,巴里·布赞叙述了西方“战略研究”、“安全研究”、“和平研究”等国际关系论域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本书1983年初版时,副题即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The National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从而直接把“国家安全”作为关键词在书名中点了出来

虽然第二版时副题改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Era),从而在强调“后冷战时代”这一时间特征外,还把原来的关键词“国家安全”变成了“国际安全”,但国家安全研究依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开卷“导论”部分的标题依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且开宗明义指出:“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是人类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其中,国家安全更是居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国家控制了许多要件,而这些要件决定了其他两个层次的安全问题,还因为国家看起来似乎不能彼此和谐相处

”[11]在人类思想史上,国家安全研究不仅存在于古老的“战争研究”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战略研究”、“和平研究”、“安全研究”等等之中,而且还特别体现国家关系理论及其安全研究中“权力”与“和平”两个概念上

按照布赞的思路,国家安全研究并不一定以“安全”概念为核心,而可能把其他对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概念作为核心

“‘安全’概念并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直以来,在那些试图分析国家安全问题或试图为其提出解决方案的文献中,绝大多数都基于权力(power)与和平概念之上

……对‘权力’概念偏爱有加的那些人,其思想源自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那些更偏爱‘和平’概念的人,大致可以被归入理想主义学派之中

……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将安全视为权力的衍生物:拥有足够实力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自然将获得安全

……理想主义者则倾向于将安全视为和平的结果:持久的和平将为所有国家带来安全

”[12]这说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毫不犹豫地把“国家”这一行为体作为核心的“主体概念”(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术语便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概念”),但“安全”并没有被学者们作为解释国家主体国际行为的核心“解释概念”

学者们或者把“权力”作为这样的解释概念,或者把“和平”作为这样的解释概念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里·布赞则要把“安全”作为解释国家行为体的核心解释概念

布赞认为,“同‘权力’与‘和平’概念相比,‘安全’概念本身是研究国际关系更为有效的工具——它更具有弹性和渗透力

‘安全’概念指出了行为的一个首要动机,尽管与‘权力’概念赋予行为体的动机不同,但却同样重要;它也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尽管与‘和平’概念所提供的视角迥异,但却同样有效

总之,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它可以与已有概念所提供的所有优势相媲美

经过充分探究的安全概念可以被视为‘权力’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吸收了后两个概念的大部分长处,但更多地将自身优势融入其中

它提出的许多理念将其他两个学派各自的论点联系在了一起,进而超越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鸿沟和思想鸿沟——正是这些鸿沟将它们分裂开来,并给彼此造成了消极影响

”[13]如果说这种在与“权力”、“和平”概念比较研究中对“安全”概念的强调,已经是为了“立论”而“顺便”“叙史”,那么在《人民、国家与恐怖》“导言”第二部分“安全:一个未被深入分析研究的概念”中,布赞则更明确地为了“立论”而“专门”“叙史”了

作者在此指出:“当你试图查询一些关于安全概念的文献时,你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集体安全的热情显示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但是国联和联合国——这两个借以实现集体安全理想的机构——的失败使人们对这套方法的热情不再

约翰·赫兹(John Herz)在50年代早期提出的“安全困境”概念或许可以被视为一大突破

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自助行为,无论其意图怎样,都会导致其他国家日益不安全,因为每个国家都认为自身追求安全的行为是防御性的,而其他国家的相应行为则被它们视察为潜在的威胁

在相关文献中,安全困境理念深得学者们的认可,但是实践表明,冷战这个大环境无法为这样一颗自由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它将大多数人的视野限制在敌对国家间的行动-反应机制上

直到70年代末,学者们才重新将注意力投向安全关系中的无目的性和相互依存的要素,罗伯特·杰维欺斯的著作就是最好的体现

”“对安全概念最有名的界定或许就源自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那篇关于国家安全的论文

”[14]布赞这里所说的沃尔弗斯的这篇论文,就是50年代发表、后又被收入论文集《纷争与协作》(Discord andCollaboration)[15]的《作为一个模糊符号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这篇论文中关于“安全”的一种说法——“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在20世纪90年代被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大陆后,被大家概括为“安全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观点,并被认定为对“安全”概念的定义而得到广泛引用和认可

对此,本人在2006年发表的《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分歧与争论》一文中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对“security”做出具有主观性的解释是完全成立的,但这种解释仅仅适用于英语“security”,而不适用于汉语“安全”,并且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词典意义上的“释词”,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定义”

[16]按照时间顺序,沃尔弗斯的这篇论文应放在赫兹有关“安全困境”的论述之后介绍,布赞却在叙述到70年代末之后才提到,不知何故

此后,布赞对70年代的安全研究作了简要分析,但即便如此,我们在此也由于篇幅不能一一转述了

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安全研究,布赞便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是历史的叙事者,是此后西方安全研究进展的研究者,二是历史的参与者,是被叙述的安全研究者

当一个人既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对象构成部分时,难免让人怀疑其立场的中立性和视角的客观性

但这对于任何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影响我们继续介绍他对此后西方安全研究的研究成果

布赞认为,20世纪80年代时,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相互依存对旧思维方式造成了无情冲击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都难以应对,于是出现了“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在其提出的权力政治结构理论中,将安全动机置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行为的核心位置,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中,安全是国家的最高诉求,体系鼓励国家追寻的目标是安全

这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的创办发行

一时间,要求以安全逻辑解释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不绝于耳

无论是战略研究者还是和平研究者,都把注意力转向“安全”

转述到此,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把视线由“权力”、“和平”等概念转向“安全”概念时,其关注的主体(行为体)焦点也不再是“国家”,而开始移向“国际”、“地区”、“个人”等

这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国家”却不再是与“安全”联系的唯一主体,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安全主体和国际关系行为体

在“安全”概念没被充分启用的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者虽然多使用“战略”、“权力”、“和平”、“战争”概念而不是“安全”概念,然而一旦说到“安全”,那么肯定是“国家安全”

到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框架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然而这时说到的“安全”却常常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人的安全”等等

从巴里·布赞80年代开始的理论著述中,人们就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这一点

1981年开始写作《人民、国家和恐惧》一书时,布赞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安全”而不是“国际安全”,这本书1983年出版时的副题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The National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但是这本书冷战结束后1991年再版时,副题便改为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Era)

冷战时期不被常用的“国家安全”概念,被后冷战时代常用的“国际安全”概念所替代

不仅如此,布赞于1987年出版的《战略研究导论: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7)一书,也还把战略与军事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的重点来叙述,但在1998年与人合著的《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中文译本书名《新安全论》)中,便超越了“国家”、“战略”和“军事”,发挥了此前就提出的“复合安全理论”,其中不仅涉及超越“国家”后形成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即由不同国家或单元(在古典复合安全理论中是“国家”,而在他们后来发展的新复合安全理论中是国际“单元”)复合构成的国际安全区域,事实上还涉及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复合安全”,即超越“军事”后的军事领域、环境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五个领域所复合的安全领域

进入21世纪后,布赞这种超越“国家”概念的安全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代表作便是前面提到的《区域与大国:国际安全的结构》(Region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3)、《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和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for Globalization,2004)和《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2009),其中《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更是把理论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都由“国家安全”完全转移到了“国际安全”上,虽然这其中不能不论及过去是今天事实也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重要内容的“国家安全”

阅读《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对“国际安全研究”(ISS)的讨论时,我们发现所谓的“国际安全研究”也正是一种“国家安全研究”(NSS)

由于难以分清究竟是“国际安全研究”还是“国家安全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布赞等专门的安全研究学者,原来都更多地使用“安全研究”这一术语,而不是“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

仅从概念的逻辑含义来看,“安全研究”确实能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囊括在内,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有概括性的学科门类的称谓,而“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都可以被看作是“安全研究”学科下的分支学科

至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则是两个具有交叉关系的学科领域

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看,国家安全研究既涉及到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也涉及到国家外部的安全问题,而“国家外部安全”与“国际安全”具有极高的重合,尽管这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也非同一回事情

因此,“国家安全研究”便在“国家外部安全研究”的意义上,与“国际安全研究”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使学者们对“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必然成为对“国家安全研究”的某种叙述

从“国际安全研究”的角度看,当前的国际主体或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不限于“国家”,扩展到了“非国家单元”、“非政府组织”等方面,但这仅仅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显露出来和发展起来的国际现象,而且不再“唯一”的“国家”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依然是最重要的主体或行为体

因此,如果说以往历史上“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安全研究”,即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及“国际安全环境”的研究,那么今天的“国际安全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主要还是“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研究,只不过这一情况在欧洲、美洲、亚洲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中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在欧洲,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欧盟超国家性质的增强,包括布赞在内的欧洲学者便以此观察世界,把国际区域安全置于重要地位来研究,而不再把国家安全作为安全研究的重点

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国家依然是他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国际安全行为体,因而即使研究国际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依然不失其重要性

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亚洲学者,如果不是介绍和研究欧洲或美国的学术理论,而是从自己生活环境出发观察世界和国际关系,那么必然一如既往地把国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解释在中国学者刚刚开始大谈“国家安全”的世纪之相交之际,欧洲学者为什么把“国际安全”作为研究的主题了

这也许正是布赞在1991年再版其1981年开始写作、1983年初版的《人民、国家和恐惧》一书时,把原来的副题《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改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Era),从而用“国际安全研究”替代“国家安全研究”的原因之一

巴里·布赞与琳娜·汉森2005年开始合作撰写《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虽然源于“一个机缘”,即“赛智(SAGE)出版社露西·罗宾森(LucyRobinson)力邀巴里·布赞编著四卷本的《国际安全》”[17],但这其实反映了世纪之交的欧洲知识界对“国际安全”的青睐

结果,我们至今既找不到欧洲人写的名称比较宽泛的《安全研究的演化》或《安全思想史》,也找不到欧洲人写的名称比较具体的《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化》或《国家安全思想史》,而看到了这部名称在另一方面比较具体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即一部真正的《国际安全思想史》

但是在内容上,这部著作没有也不可能局限于“国际安全研究”,而是在讨论“国际安全研究”时实际就论述了完全包纳“国际安全研究”的“安全研究”和部分包纳“国际安全研究”的“国家安全研究”,甚至合理地向外扩展到了更多的“安全研究”上,向旁扩展到了更多的“国家安全研究”中

在本书的“导论”中,作者指出,“二战以前的早期安全研究文献主要涉及战争研究、军事与大战略、地缘政治学等几个大方面,代表人物有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马汉(Mahan)、理查森(Richardson)和豪斯霍夫(Haushofer),他们的著作至今依具有重要价值

”[18]本书第一章写道:“国际安全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家如何防止外部和内部威胁的论争

”[19]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以往还没有“国家安全”一词的人类思想史上,“国家安全研究”或“国家安全思想”曾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军事科学、战争理论、战争理论、政治学、情报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思想体系之中,因而这里无论是对二战前“国际安全研究资料来源范围”的认定,还是对二战后“国际安全研究现实针对性”的表达,与其说这些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根源导向“国际安全”,不如说它们实际上聚集在“国家安全”上——这些理论直接要解决的并不是后来才被众明确起来的“国际安全”,而在此之前已被人们逐渐明确的“国家安全”

只是由于巴里·布赞、琳娜·汉森所著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演化》,所以只能从“国际安全研究”的角度认识和梳理这些材料

与此不同,当时我们从“国家安全思想史”的角度面对这些材料时,它们也都是“国家安全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我们甚至相信,如果仅仅从这些理论本身来看,它们也首先都是“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史料,其次才“国际安全研究”的史料

这一点,在布赞他们从国际安全研究的角度具体叙述安全主体即他们所言“指涉对象”和相关历史材料时,就更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了

虽然以《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作为书名,但在论述国际安全研究对象和国家国际安全研究前史时,作者都不能不承认“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在回答自己提出的“是否应当把国家作为安全的优先指涉对象”这一理论问题时,作者写道:“安全是针对安全对象的某种建构,这些对象包括民族、国家、个体、族群、环境或地球自身

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后来传统主义者的‘国际安全’,民族或国家总分析和规范的指涉对象

‘国际安全’并不是用人类安全去取代国家安全,也不是用国家内部或跨越国家边界的个体或少数人的安全去取代国家安全

保障国家安全曾被视做保护其他指涉对象的最佳方法

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国家安全’用‘State Security’比用‘National Security’来指称更为恰当,甚至更准确地说,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两项安全的‘融合’(fusion)——世族支持着一个强大的国家,相应地,国家则坚定地保护社会的价值与利益

”[20]“国际安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安全概念是‘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且“这一安全概念确定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武力使用作为关注中心、外部威胁作为安全的基本威胁、安全政治作为处置危机和采用紧急措施的理论,以及将实证主义和理性认识作为认识论

”[21]追溯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时,作者又把国家安全研究看作比国际安全更为古老,认为“国家安全概念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现代国家形成受到了两次重大历史转型的影响:第一次转型是从中世纪国家体系转变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第二次转型是从君主制政体转变到民族国家

”“这一转型的核心部分是主权领土国家的形成,曾经互相关联的地方权威、区域权威、君主权威等让位于一个中心——主权,而领土边界成为划分主权的重要分界线

”[22]不仅在这一时期,而且即使到了二战之前和二战之后,从普通民众到政要军警再到文人学者,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都是“国家安全”而不是“国际安全”

这就使《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不得不适应这种情况,在大部分章节中事实上把“国家安全”而不是“国际安全”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由于我们在此并不是完整叙述西方的国家安全思想史,而只是要点出国家安全研究在西方思想史特别是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因而理应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英文版自序”中,虐爱总裁作者写道:约瑟夫·柰和林恩·琼斯“早在1988年就指出了尚未有一部国际安全研究的思想史著作,让我们受打击的是,20年过去了,这一主题依然处于缺失状态

”他们认为,“思想史的梳理有助于国际安全研究像发展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一样,进入学术研究的‘万神庙(the pantheon)

”[23]我们在此想说的是,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来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写一部《西方国家安全思想史》,与写一部《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同样需要人们努力去做

[①]乾隆五十八年谕

[②]田永秀、吕彩云:《浅析晚清制夷之路》,《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23页

[③]田永秀、吕彩云:《浅析晚清制夷之路》,《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24页

[④]关静杰;《论魏源经世致用及师夷制夷思想》,《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82页

[⑤]徐小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第101页

[⑥]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145-167页

[⑦]朱宁:《新安全论·译者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月2月第1版,第1页

[⑧] Stephen M. Walt,The Renaissance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 35; 2, PP.211-239. 转引自朱宁:《新安全论·译者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月2月第1版,第2页

[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57页

[⑩]胡宗山:《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27页

[11]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1页

[12]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3页

[13]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1页

[14]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和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5页

[15]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7,Baltimore: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 中文译本《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刘跃进:《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分歧与争论》,《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7]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英译版自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页

[18]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页

[19]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9页

[20]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2页

[21]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23页

[22]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25页

[23]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英文版自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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